这类话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岂不比比皆是！在这一张张“面”之下，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忽略了“里”？我们的生活中，类似“老爷餐厅”贵的金碧辉煌之下，掩盖着多少酱油污渍，又有多少人注意到？

“这样，真是够有面…”

我静静地听着。

“你看，这就是面！加上一块小红巾，就有了‘面’，下面是什么，肮不肮脏，就不需要计较了。”

面。你想，连学术界都只讲面，不讲理，造成权威和垄断，又如何能要求一般的人民讲理？”司神父接着说：“当然，有时候，我和中国学者在一起讨论问题，我提不同的意见，也有学者会说：‘我不同意你，不过，我现在说不理，等我回去想想，再来和你讨论。’然而，能用这态度来讨论问题的，实在没有几个。”

“另外和音乐相关的诗歌，中国也和希腊诗歌，大不相同，”司神父说“中国人没有史诗（epic），没有像荷那样壮阔的史诗。中国人的诗，常常只写一己、一时、一地的受。诗意（image）虽，但只注重个人，不着重对大自然的观察和描写。即使写，也只是用来烘托个人的受，更不要说对整个民族观照的史诗。还有一奇怪的是，蒙古人和汉人不同，蒙古人有史诗。”

“中国语言动词没有时态变化，”我说“名词没有单数、多数之分，不是和西方语言不同吗？”

“我还不是很清楚地知，只是发现这个现象。也许你可以告诉我，中国人为什么轻视这些？”

中国人的礼，就是面，司神父的话像一记雷。

司神父对中国古籍了解之，令我惊讶。

听到司神父的问题，然而，我的思维却仍环绕在他前面讲的“中国人的礼，就是面”那句话上久久不去。我回想起，不久前和司神父一起用餐的一幕：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，有一家装潢十分雅考究，取个洋名叫Royal，中译作“老爷”的餐厅，三楼的明厅供应中国菜。我们去的那天，生意非常好，等了一会儿，终于等到一张刚空来的桌。司神父和我坐定后，女侍把前面客人吃剩的菜肴撤去，就在染了一摊酱油污渍的白桌布上，加铺一小块橘红方巾，立刻摆上我们的碗筷。她的动作，娴熟而自然。司神父等女侍走开后，指着酱油污渍的白桌布，说：

“纪元前五世纪苏格拉底时代，希腊人自称是‘理乐之’，”司神父用笔写中文“理”字，表明不同于“礼”字“他们非常重视音乐，认为音乐是理的完表现，理如果脱离音乐，就像人生失去了。希腊人的人生哲学，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：kaloskagathos，前面一个字kalos，是‘’，后面一个字agathos，是‘善’，中间一个k是kai的简写，是‘和’的意思。希腊人认为，人生最的境界就是达到kaloskagathos，与善合一。善，存在于理中，，表现在音乐里，所以，希腊人自称‘理乐之’，和中国人自称‘礼义之’，是很有趣的东西文化对照。”

“这个原因是什么？”我问。

神游到这里，才想起我无法回答司神父的问话，于是我问：

“不给面，就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嘛！”

平时，常听到有人说：

“这是太不给面了…”

“你是语言学家，从语言上，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和西方人有什么不同？”

“中国人的语言，和其他国家的语言，并没有不同，”司神父简洁地说“中国人常常喜自负地说，中国语言是独一无二的，这个态度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的态度一样，其实，这是肤浅、幼稚的说法。”

“不过，”司神父说“中国人讲‘礼’，却只是虚礼———面，‘理’则受到压抑，不能伸张。且音乐的艺术功能，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，一直受不到重视，连带和文学结合的戏曲，也发展得很迟。直到十三世纪元朝，蒙古的统治者，还不懂向中国民间艺术伸政治压的掌，中国戏曲才开始得到萌芽。”

“那只是表达方式不同，并不是语言系统、思考逻辑上的不同。例如：中国人用‘过’、‘了’表示时态，用‘两个’、‘三个’表示数量，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时态或数量观念。中国人可以用语言，把思

“其实，讲礼和讲理，是可以同时行的，”司神父调“但必须经过学习，同时要有起码的彼此尊重，能力也要相称，才能够讲理。至于‘礼义之’大概是中国人后来附会的说法，应该称‘礼乐之’才对，因为中国历史上说周公制礼作乐。”

“赏脸的话，请…”

我问：“你是不是认为中国人讲礼，妨碍了讲理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