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里且让吾摘录一节《韩非子》的文字:

“…今贞信之士，不盈于十，而境内之官以百数;必任贞信之士，则人不足官;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。故明主之道，一法而不求智，固术而不慕信。故法不败，而群官无奸诈矣。”

韩非子否定所谓仁爱的父母政府会有任何效用，因为他指出人之惰性，莫先于父母，皆见爱，而未必治也。先王之爱民，不过父母之爱子，则民奚遽治哉。韩非子又冷冷地幽默地发问:“仲尼，天下圣人也，修行明道以游海内;海内悦其仁、美其义，而为服役者七十人。”以天下之大，而为服役者七十人，岂非是“贵仁者寡，能义者难”的明证？今欲人主务行仁义者皆如孔子，而臣民爱服德行者皆如列徒，岂非梦想？这短短一段文字，含有动人的嘲弄，峻刻的调笑，同时也含有健全的意识。

韩非子所评述的当时韩国的弱点，深与今日中国之过失相暗合，至于那时的官僚和人民的特性竟那么相像，使吾们读了他的文字，直不辨其所描述者是否为现代之中国。他和盘托出当时官吏的腐败和人民的冷淡消极，而认为此等缺点应归源于法律保障的缺乏与制度之不完备。他不赞成改进道德效力，而指出那是政治制度与缺乏法律保障在作祟。他说一切祸患，起于无公正之法。他痛恨那时的儒家而称他们为一群喋喋的愚夫。这称呼实在很适配于今日吾人的许多“长袍的爱国同志”他说到当时的官吏，称他们的贪污，不啻受着鼓励，因为没有严刑峻罚以制其后。韩非子这样爽直地说:“…是故事强，则以外权市官于内;救小，则以内重求利于外;国利未立，封土厚禄至矣;主上虽卑，人臣尊矣;国土虽削，私家富矣;事成则以权长重，事败则以富退处。”这样的字句，很可以引用之于现代优游于大连及上海租界别墅中的寓公。他又说因为缺乏制度“则以党举官，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;释公行，行私术，比周以相为也。”这样的情形，何等暗合于今日，只有那些官僚士大夫阶级肚皮里明白。

《韩非子》中有一重要之章节，其中含有一现代的新名词“公民”一语，殊觉新颖;惟此节文字乃系描述当时人民一般的对于同事之漠不关心的态度。他郑重地说:“民之故计，皆就安利而避危穷。今为之攻战，进则死于敌，退则死于诛，则危矣。弃私家之事，而必汗马之劳;家困而上弗论，则穷矣。穷、危之所在也，民安得勿避？故事私门而完廨舍;廨舍完则远战，远战则安。行贿赂而袭当涂者，则求得，求得则私安，私安则所在，安得勿就？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。”

吾们至今仍感觉到公民的太少，而私人的太多，其理由当归之于适当的法律保障之缺乏。他跟道德的兴衰毫无关系。缺点完全在制度(法)。倘人民的公共精神太丰富，常有惹祸的可能，天然他们对于国事将采取消极的态度。倘官吏贪污而无刑罚为之制裁，那么你要望他不贪污，实在是过于苛求人类的天性了。

韩非子坚决主张设立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，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所共同遵守，上不避权贵，下不欺庶民。他信仰法律是超然的，在法律的前面，一切人是平等的，而私人的势力与私人间的关系，应该于以打倒而代以法律。所谓去私曲，就公法也。这里我们不仅遇到一种欧美式的平等概念，它使吾十分注意者为一种绝非中国型的思想。可异者，他的思想适与孔子思想立于反对的地位，孔子的格言有“礼不下庶人，刑不上大夫”而他以其纯粹法家的态度说:“法不阿贵，绳不挠曲，法之所加，智者弗能辞，勇者弗敢争，刑过不避大臣，赏善不遗匹夫。”韩非子想像一种法律，要使“贵贱不相逾，愚智提衡而立”他推行一种机械式的法治，只要有了完备的法治制度，他信仰治理国政，可不用贤能之士——这一种机械的意识，完全不是中国型的。